西方文学的经典爱情（19世纪现实主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婚姻众生相）

文|青楼大茶壶

十九世纪的城市女性婚姻态度，还可以从立志"做法国社会的员"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的笔下窥见一二，盼君愿闻其详！

婚姻中的女性的婚姻态度

在现实主义男性作家笔下表现得充满了争议性和批判性

莫泊桑：19世纪后半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现实主义大师莫泊桑描绘了三种贵族女性：

以《得了救的女人》中的莱纳东侯爵夫人为代表的"反叛家庭者"，致力于拜托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她用计策与虐待她的丈夫离婚后欢呼，"从我丈夫那里，我亲爱的，得救了！解放了！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

以《堂倌，再来一杯！》中的母亲为代表的"时代落伍者"，她履行了顺从丈夫，教养子女的传统妻子角色，在她的丈夫挥霍了自己的积蓄和陪嫁，她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当她丈夫打算挪用未成年儿子的产业时，她自认无退路，终于据理力争，却惨遭毒打。

以《苡葳荻》中的奥柏蒂夫人为代表的"社会的颓废者"，她对婚姻持彻底的失望、否定态度，视自己办的沙龙为卖弄风情的讨生活的方式，告诫女儿不要相信任何资产阶级求婚者的甜言蜜语，认为他们一旦占有了女子，就会凶相毕露。

在莫泊桑的描述中，资产阶级女性的婚姻态度是丑恶的，资产阶级享乐的生活方式和拜金的价值观念是造成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值得一提的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国人不快乐的重要原因。而痛苦的根由则是，伪精致，虚假表现行为，伪装自己，欺骗他她！江湖险恶，且行且惜！

《玛路伽》中的女主角由于丈夫忙于公务，受到冷落，就主动寻找情人。而《吕诺太太的案件》中的吕诺太太在丈夫猝死后，为获得遗产，与他人怀子。展示了欲望和金钱对婚姻忠诚的破坏。

而《一生》中

成长在充满温情的贵族家庭里，并接受了修道院教育的约娜

天真无邪、纯洁温柔，对真正的爱情怀有美好的期待。

但原以为是真爱的丈夫在接手财富后，冷淡约娜，且对她不忠。

于是约娜把一切希望与爱寄托于儿子，漠视丈夫因偷情遭报复而死。

但儿子又因她的溺爱而骄纵好玩不学无术，她为子还债只好抵押财产到处做工。

她将自己的生命希望先是寄于丈夫，后是寄于儿子，到最后无路可寄！

在这种父权制妻子母亲的角色定位下，不幸的婚姻就可以造成她的全部痛苦。

莫泊桑的书写尽管含有一种对没落贵族的同情和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价值倾向，仍然可以看出，在父权制婚姻下，女性渐渐不是一味受害的形象，其对婚姻的失望态度，使其打破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追求自己的利益。

单身女性对婚姻的看法也可由这些书写一窥面貌

意大利圣玛利亚修道院内：达芬奇画作《最后的晚餐》

少女未嫁时，尤其经历修道院教育的女子

在懵懂的幻想和浪漫小说的熏陶下，多怀有对拥有理想伴侣美满爱情的婚姻的单纯向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

爱玛一生都怀有这种的浪漫幻想，但实际的多以利益为纽带缔结的婚姻总是造成极大的失望，于是在实际法律社会对女性婚姻地位的限制之下，她们中的一部分也开始打破婚姻规范。

巴尔扎克纪念碑：法国巴黎

在巴尔扎克笔下还有一部分女性，成年之后也长期属于单身的状态

她们对于婚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这个被称为"老处女"的群体，具有孤僻、固执、自立、自尊的形象特点

《老小姐》中

高尔芒，是外省中产阶级女性，她对贵族有一种执拗的偏爱。

希望如祖上一样通过婚姻进入上层阶级，上流社会

但由于法国大革命对贵族的打击，以及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男性人口下降，她总未能摆脱单身状态

但最终由于社会舆论对单身人群的排斥等压力，不愿再做"老小姐"的她，还是在四十五岁选择了结婚。

《古物陈列室》中

阿尔孟德小姐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由于没落而贫穷

在与贵族的谈婚论嫁中始终竞争不过有金钱实力的资产阶级小姐，但她出于阶级的传统观念仍然想要门当户对的婚姻，在此决意之下终身不婚，这一类"老处女"也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类。

《贝姨》中

主人公则是一位农村姑娘，来到巴黎成为一名女工

不愿受制于人，想要自立攒一批嫁妆来嫁个好人家，但最终没有达到她的理想

由于当时的妇女只能依附家庭中的身份为活动单位，没有这个单位的单身者们见则往往被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

执着追求自己心目中婚姻理想标准的女性，多数最终还是希望向现实做一定的妥协以摆脱单身身份

恋人

正所谓，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大革命之后，工业化生产模式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冲击了传统的婚姻价值，阶级浮沉的焦虑也反映在婚姻附加意义的震动演变上，新兴的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婚姻的不幸。

又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的规律，大革命和新生产方式给予了女性更多的发展机会，启蒙的思想和法律桎梏的逐渐松动激发了新的婚姻理想，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桎梏就更加令人厌恶。在发展机会的增加和传统婚姻对她们的桎梏中，从城市开始，部分女性开始突破传统的婚姻观。

婚姻对于她们是身份经济依附，也是发展和追求自由爱情的桎梏；丈夫是理想伴侣的希望，也是经济和情感剥夺的债主；子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女性生命意义的寄托；家庭背景一方面被视为资本，同时也是希望摆脱的枷锁。女性在启蒙的美好婚姻的理想中，挣扎于传统的妻子母亲角色里。

不同人群在父权制的现实阴影下，纷呈出各样的生命色彩，正如短暂绚烂的烟花，毕竟，那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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